1.徽州缘起
一方地理，一方水土；一方水土，一方人文。*山徽州，日月双壁，交相映辉，共同照亮了皖南一方奇绝的天地。*山形大美，襟抱是徽州。
*山景在皖南，形及浙赣，山围屏障，水流临安，造就了一个独立苍穹，悠然世外的桃花源。这个桃花源便是发于秦汉、兴于唐宋，至明清两代则名动一时的徽州。
徽州，既是地理行*的概念，也是历史时间的延续。公元前年，秦始皇的战鞭往东南一指，大秦帝国的武士们，凭借扫平六国的威风，披坚执锐，跃马南下，以五十万之众，分兵五路，喊杀扑来。四路杀向南越，即今日的广东广西，一路集结于江西余干，转攻东越，即今日的浙西闽北。
余干与东越之间，横更绵延着的，正是与世隔绝、山重水复的*山地区。
大秦帝国的武士所向披靡，何惧山川？假途灭虢，顺道平定这一地区，设置黟、歙二县，这便是徽州的缘起。
其后王朝更替，西汉代秦而至三国，至建安十三年，即公元年，东吴扩张黟、歙二县范围，设立新都郡。此后，朝代纷纭，更替不休，治乱交替数百年，至唐大历五年即公元年，此地作为州郡一级行*单位，才正式确定范围，州名亦有此前的新安郡，更改为歙州，治下领歙县、黟县、休宁、绩溪、祁门、婺源，由此形成一州六县的格局，而*山作为一个风景名胜的概念，存在世间的，大部落在歙黟二县境内。但徽州，正式取代歙州，作为一特定概念出现的历史元年，却是从宋徽宗主*末期的宋宣和三年，即公元年算起，那一年歙州人方腊起义遭到镇压后，歙州即被更名为徽州。
“徽”形带绳索之意，义涵良善之寓，大约在统治者的眼里，此地山多民狡，风气蛮狠，不服朝*，故以此字正之。州名虽易，但辖区基本未变，直至清宣统三年即年民国草创，徽州这一名称及辖区范围，才有所变更，独立存世前后达年之久。
而*山主体山脉正是落籍在徽州地界的北端，对徽州的影响，可以说既是地理意义上的，也是民生意义上的；既是美学意义上的，更是文化意义上的，总之一句话，*山造就了徽州，她对徽州的影响，是全方位，大纵深，无与伦比，无可替代。反过来，徽州又呼应了*山，徽州文化以耐苦淳厚、诚信义和，重文崇美，左贾右儒而著称后世，这一文化气质，到底得益于*山，最终又呼应了*山。
*山与徽州，双峰并峙，交相辉映。
这里有称雄一时、纵横明清的杰出商帮，有学理精微、名动后世的大家人物，有依山临水、书院林立的古村落，有富丽堂皇、粉墙黛瓦的古民居……面对徽州，倘若以这样的句式罗列下去，你将发现心灵与文字之间永远存在着无法协调的矛盾，心中所见，笔下往往无法一一尽言。
历史在*山身边积淀，文物在徽州地面累加。汉唐风雨，魏晋隐逸，两宋的富庶，明清的的流变，围绕这片锦绣天地，在时间的经线围织下，终于生成了丰厚的文化遗产，涌现了一批以*山—徽州为依归的文化现象——徽州教育、徽州科技、徽州戏曲、徽派建筑、徽派版画、徽州方言、徽州文献、徽州篆刻、新安画派等数十种之多，涉及社会、教育、经济、学术、文学、艺术、工艺、美术、建筑、医学等诸多领域诸多学科，存有大量的历史文献和文书，总计有著述种以上、文书约40万件，数量之多，涉及之广、价值之大，均为全国罕见。所以学界将徽州文书誉为“中国历史文化第五大发现”，与甲骨文、汉晋简牍、敦煌文书、明清皇家内库档案并列比肩，并因此催生了中国除敦煌学、藏学之外的第三大地方学——徽学。
纸上的文书，价值连城；地面的文物，精美绝伦。登临*山，俯瞰徽州，仅地面以实物形态保存下来的文化遗产就多达余处。
或许，这些数字的简单统计，不便直观，无法催人联想，好吧，就让我们端起历史的长焦，用文化的镜头对*山脚下这片秀美的土地作一番浮光掠影式的浏览吧。
2.文质彬彬
在大秦帝国的武士铁骑未至之初，*山山脉峰围峦绕而成的徽州地界上原有的居民，除去少量生苗之外，多为“椎髻鸟语”的百越旁支，与生活在江南浙闽地区的越人，族名为一，部不同属，实属此地土著越人，因其“入山为民”史称山越。山越人“依山阻险，不纳王粮”，但坐困群山，民生艰难，所以蛮勇倔强，又因远离中原儒家文化圈，未受礼教浸染，所以此天此地的越人鲜知礼数，心地淳朴，性情率真。这一土著原住民的性格特质，对后世徽州文化人格的养成，影响至深。见证于宋后明清两代徽商，则表现为开拓进取、不避艰深、吃苦耐劳、百折不回的冒险精神与奋斗意识。史载徽商“性节俭，甘淡薄，饮食服御，宁不如人，唯孜孜勤苦于栉风沐雨中炼成一生事业”。后人在研究徽商时，经典评价是“徽之俗，一贾不利，再贾不利三贾，三贾不利犹不厌也”，总之不见财富，绝不甘休。在徽商的发展历史中，这种永不言败的不屈精神，随处可见。史载休宁典商汪起前，经商闽楚之地，小有积蓄，便迭遭不幸，“中于火，中于逋，中于寇，仍落于前”，在先遭火灾、内逢贼偷、外遇匪劫的接连不幸中，困顿一如从前，但依然决不气馁，最终重获崛起。
此等精神不能不说是拜*山所在的地理环境对徽人性格特质的塑造。
*山，作为脉的存在，以其阔大渺远，峰峦叠嶂，横绝千里，造就了徽州山隔水阻，茕茕独立，恍若世外的地域特征。《道光府志》说，徽州“东有大嶂山之固，西有浙岭之塞，南有江滩之险，北有*山之阨”，一府六县方圆一万多平方公里，却“郡在万山丛中”。
这一独立世外、相对闭幽的地域特征，对世人的诱惑就在于无论山外的世道衰败、人心折损到何种程度，但凡至此，便可逃难免祸，安放身家，守得心田，自种桃源。
一部中国历史，战乱之苦，血刃之灾，疾疫之患，水旱之害，可谓触目皆是。四者之中，以战乱血刃之苦最重。打开历史的黑镜头，照见的无非是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治乱相间，各占约半，所以离乱跑反，遂成中华民族浩大悲凉的历史画卷之一。宁为盛世犬，莫为乱世人。有谁愿意生逢乱世？可是君不欲生于乱世，而乱世却偏偏随君而来。北宋之前，中国历史画卷的中心位置总是逶迤铺成于中原地区，于是治也在此，乱也由斯，士大夫们的命运，与长江以北的广大区域勾连融合，密不可分。所谓的乱世跑反，便是指北方的豪门贵族，士族大家，多举族南迁，过淮河，渡长江，史称“南渡”。
接纳乱世离人，悠悠徽州，由于*山山脉塑造的绝世独立，恃险退守的地理环境，毫无疑问是最适合此种承担的。
所以两晋的“永嘉之乱，”唐末的“安史之乱”与“*巢之乱”，北宋的“靖康之乱”，中原的大夫士族三次南渡，落籍徽州。
另一方面，*山作为景的存在，又以其清山俊秀，江水清洌，林深而秀，云白而舒，峰黛连绵，翠叠百里，将徽州地界塑造得风情秀美，景致宜人，一派春雨江南，几处村落秋光。无论冠名最美的婺源，还是誉为画卷的歙县，都让人一见难忘，赏心悦目。民国教育家，徽人陶行知先生说，欧洲有瑞士，中国唯吾家乡徽州可以与之媲美，足见徽州之美。
是以除却乱世离人来此避乱外，还有盛世名士官宦，因为爱此景致，举族来此定居。
所以，翻开民国版的《歙县志》，除了这样的文字记载：
“邑中各姓以程、汪为最古……其余各大族，半皆由北迁南，略举其时，则晋宋南渡及唐末避*巢之乱，此三朝为最盛。”
尚有这样的叙述：
“又半皆官于此土，爱其山水清淑，遂久居之，以长子孙焉。”
譬如徽州舒姓始祖，便是由西汉元朔年间官任新安太守的舒许，恋此山水，驻留不归而发源的。
据徽州籍学者们的研究，由于上述两种原因，迁至徽州的，达七十八姓，其中不乏如“程、汪、吴、*、胡、江、李、方、鲍、戴、曹、孙”等姓族人人口数量在后世徽州排名靠前的大姓。
有人说，徽州地面，既残存着西周社会宗法治族的传统，又散发着魏晋隐士亲近山水的飘逸，既可见唐人气象的恢弘阔大，又可见宋人富足的精致风雅。
这都是三代移民融合此地的结果。
移民的到来，不可避免地与徽州土著山越人争夺利益人心、地方治理、文化话语，因而遭到了徽州土著山越人的抵制排挤，从而不可避免地带来利益和文化的冲撞。
冲撞的结果是两种文化的妥协、调和、消长与融合。
徽州习俗，扎根民间，花开朵朵，式样繁多，祭*焉，拜神焉，唱戏焉，庙会焉，诸如此类，不能罗列。其中庙会最为徽人所喜，而祭祀新安之神汪华，则为诸般样式的庙会中的一种经典节目。原因何在？只因生于南宋、历经隋唐的徽人汪华，执掌地方时期，尽力调和中原移民与地方土著的关系，以忠君安民、保境宁邑相号召，使得两方不因疆界分割，不为利益纷争，不由文化差异而互殴械斗，使得徽州地面得以清净向治，居于乱世之中，既无流民之痛，亦无血刃之灾，土著移民渐趋融合，从而扩展了徽州胸怀，奠定了开放融合的气度，为徽州后世接纳唐末宋中两期的移民准备了基础，使得山越本土文化与中原士族遗风融为一体，成为孕育徽州的文化的基因。因此徽人称颂汪华，历代不绝，其人逝后，一再受封，被称为“徽州土主”，号为“汪公大帝”，甚至有徽人直接呼其为“太阳菩萨”。
徽州文化的历史基因肇基于始，当属无疑。
近代新文化运动首倡者、徽州籍的胡适先生说到家乡徽人的性格，用的徽骆驼和绩溪牛两种物象来比喻，取的就是前者的坚忍和后者的耐劳，这一切多源自早期徽州土著山越人的质朴品格与蛮勇精神，后来还多少间杂着移民群体出于生存竞争需要的一种生命自觉。
而徽州商帮的仁德诚信，徽派建筑的清雅富丽，以及“十户村落，不废诵读”、“家有族谱，宗有祠堂”、“书院林立”、“父子宰相”的等诸多徽州现象，有明显带着很深的中原名门士族的遗风。
元代休宁学者赵汸曾经赞曰：“新安自南迁后，人物之多，文学之盛，称于天下，当其时，自井邑田野以致远山深谷，居民之处，莫不有学、有师、有书史之藏。”其人其言，即是对徽州移民身带中原士族遗风来此落户的概括。裹挟遗风中的是，是儒家郁郁乎文的一份情怀，也是土著脱俗向雅的一种成因。
有人说，徽人的性格，倔犟勤朴多承自土著山越，儒雅好仕多承自中原士族。徽人性倔而能变，心雅而就俗，既让一府六县民风自成一派，不使之沾染它性，又能举族四出，寄命商贾，不受四民之序的拘泥，山越土著的保守封闭与中原移民的开放通变，有机地融合在一起。
两种截然不同的特质，却能如此统一于徽人的性格之中，正式这种土著与移民文化数百年博弈、融合的结果。
徽州不止有骆驼的精神，还有文士的气质。质朴蛮勇，文士贵族，在*山的脚下一时作历史的堆积，终于孕育出一个阔达坚忍、雅致多文的徽州。
这一切谁又说，与*山先天性的存在没有因果式的关系呢？
3.商路迢迢
*山的存在，既为徽州增添情色风韵，又与徽人抢夺生存空间。
有道是，山重水复，山水相连。有山必有水，因为*山山脉的存在，徽州地无三尺平，水有百里远，好不容易觅得一块平地，也是形多狭长，上覆薄土，因而可耕地极少，素有“七山二水一分田，半分道路与庄园”之称，加之山区多洪，耕地与人口的矛盾原本突出。而随着移民的几度南迁，这种矛盾自南宋开端，便日趋严重，之明清则趋于激化，威胁到徽人的生计。虽然边境杭州或饶州的米船，不时而至，但徽州穷困，何来买米之资？何况遇到饥荒意外，外阜米船偶然中断一日，则徽人便脸带菜色，五日不至，则徽州境内，便路有饿殍了。
对此，徽人一则无奈，一则奋起。
无奈之情，化成一首徽谚：
“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二三岁，往外一丢。”
自古天下之民，皆寄命于农，独徽州一地百姓而不能依靠农耕自养其命！此天此地，此情此景，唱响这首民谚，语调是多么地悲怆。
奋起之志，亦在这首徽谚：
“包袱雨伞，挟着就走。”
中华之大，穷困地区，非此一地。然而面对穷困时的选择，却截然迥异，或聚啸山林为匪，或混迹于肆行窃，或倚门伸手成乞，或草台卖唱作艺。徽人皆不愿为此下作之人，他们难忘祖籍中原时的贵族衣冠，他们珍视举族南渡前的士族身份，既使他们已然沦为平民，尽管他们眼前正在面对穷困。可他们的心中依然不愿辱没斯文，毅然发誓恢复旧日的荣光，所以他们选择了举一族之力，措借资本，寄命商贾。
徽商的原始资本来源，但就形式而论，有共同资本，委托资本、婚姻资本、遗产资本、劳力资本等多种情形，但却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依托宗族。
走进徽州的村落，你会惊奇地发现：有民居必有祠堂，而且富丽堂皇，不吝工本；凡一姓必有宗谱，有的十年一修，百世不乱。这些中原世家原有的建祠堂修谱谍的遗风，即使沦落徽州，堕为平民，却一刻也未曾忘记，一点也没有俭省。这种行径的背后，不光是彰显士族血统的高贵，更多的却是培养族人情感的认同，唤起后人对祖宗荣耀的铭记。认同与铭记之后，便生出一种伟大的力量，一份光荣的梦想。
应该说，徽州的宗族力量实在强大，一村一姓，百代而无一异姓，甚至出现九世同堂，千人同食的场景，这种宗族的力量，托起一个伟大的商帮。在这种力量的托举之下，徽州一邑之人，十之六七得以投身于商，一时间商贾四出，蔚然成风。
在讲究士农工商四民之序的两千多年帝制时代，商居四民之末，原为贱业，若非生活逼迫，这些流淌着中原贵族血脉的徽人，未必会选择这条道路，但生存的现实需要，足以让人忘怀荣辱。再者，商人虽贱，毕竟身在良民之列，与匪与贼与乞与戏相比，毕竟高出许多。
“族中子弟不能读书，又无田可耕，势不能不从事商贾，族众或提携之，或从其他亲友处推荐之，令有恒业，可以糊口，勿使游手好闲，致生祸患。”
在徽州吴氏家族的一本家典中，就有这样一条家法。
徽人的可敬，固然在此；但徽商的伟大，却不止于此。
如果说，徽人当初寄命于商，多少有种迫于生活的无奈选择，那么后来徽人左贾右儒，进行儒商对辩，公开提出“商何负于儒”的惊世骇俗之论，则视寄命商贾从生活的逼迫到升华生命的自觉，这是一种伟大的蜕变，正是这种蜕变造就了称雄商界近年的一个伟大商帮。
南宋大儒朱熹，开创新安理学之先声，其思想学说自元代始成为官方*治指导哲学，影响远及李氏执*的朝鲜和德川时代的日本，被人誉为“前有孔夫子，后有朱夫子”，备享南宋元明清数朝推崇褒扬，徽商兴起后，多奉其学说，宗族族规无不恪守朱子之礼，遵从朱子之教：“读书齐家之本，循理保家之本，和顺齐家之本，勤俭治家之本”。究其原因，绝不仅仅是朱熹身为徽州本地的先贤，或为皇家树立的思想权威，可能也是曾为书贩的朱熹，与他们出身相仿，亦可能是与他对商贾的态度有关。贾儒相通，利缘义取，本可见之于朱熹的思想学说之中，甚至可以直言不讳地讲，这位朱夫子就是依靠其在歙县经营产业的外祖父祝确的资助，才有机缘成就儒学泰斗的。正如关羽的忠义，让同为乡梓的晋商，捧他为武财神，徽商也奉朱子为其精神领袖，凡会馆义所，必供朱子塑像，为人处世，坐贾行商，皆尊朱子学说。
因为朱子说理通达，让徽州商贾从四民之末的卑贱心理中获得了精神解放，使得商业活动逐渐成为一种生命的自觉，而不再仅仅出于谋生的需要。
为寻口食，行贾四方，为觅路头，一生经营。商旅之路，艰苦备尝，注定与平坦无缘。徽人所说的路头，近似今人所谓的出路。
旧时，徽人经营茶叶，北达京城，南下广州，足迹遍及海内，远涉海外，18世纪，中欧贸易，丝绸瓷器之外，即是茶叶。那是一个“茶的世纪”，乃至当时英国社会流行一句民谣：“当时钟敲响四时，世上的统统刹时为茶而停”。
当时清朝行销欧洲的茶叶，每年约为24万担，仅英国就占三分之一的贸易量，茶叶贸易每年带给英国的税收达万英镑，约占英国年国库收入的十分之一。在这宗国际茶叶贸易中，徽州茶商当仁不让，参与其间。可那是清*府规定西洋各国货物贸易一律在广州一地交割。自徽州至广州，运送茶叶，山路艰险，水远迢迢，一般几万斤茶叶须雇挑夫数百人，徽人背负车载，接以舟楫，行在山道，状如徽州螺蛳，一步一挨，至于泛舟江湖，其苦才得以稍减。
今天翻开明代徽商程春宇所著的《天下路程图引》，徽商四出之路，勾连徽州东西南北的水陆达条之多，古道漫漫，寒鸦孤旅，天涯日落，相关何处？遥想当年徽商四出的场景，不觉黯然神伤，元人马致远的那首小令“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难道说的是商旅孤寂，乡愁浓郁的徽州商人吗？
行贾四方，固然艰苦，在家为妇，同样不易。
因为商贾四出，留在徽州老家的徽商女人，便要在长久的等待中，白天伺候舅姑，晚上孤身长夜，生活节俭以防良人生意不利，严守贞洁而全夫家名节。今天徽州遍地都是牌坊，与古民居、古祠堂一起谓为徽派建筑之“三绝”。徽州牌坊种类繁多，或旌表功德，或录记科名，或宣扬孝义，不一而足。其中有一种便为旌表妇女贞、节、烈而专造的。凡品行端方，未嫁自守谓之贞，已婚从一而终，夫死不再嫁为节，遭遇凌辱强暴以死保全名节，或夫死从之于地下，谓之烈。
踏足徽州，此类贞节牌坊，多得可拍。翻看县志，则一府六县的贞节烈妇，数量之多，让人见之黯然。史载徽州“节烈之多，一邑当他省之半。”仅歙县新南街一座青砖砌的贞烈牌坊，旌表的妇女人数就达人。
徽州常见牌坊：功勋牌坊、进士牌坊、贞洁牌坊
徽人十分之三在邑，十分之七在天下经商。行贾四方多位男丁，留守后方的多是妇孺老幼，靠的是徽商妇这个群体的茕茕独立与艰难牺牲，徽商才能占据明清两朝第一商帮的位置。
这份苦，徽人毅然绝然地吞下了。
既然选择了商贾，那便成就一个伟大的商帮吧。徽人的倔强，化作了开拓进取，徽人的骄傲，注定了不怕牺牲。他们上杭州，兴苏州，涉广州，过瓜州，造扬州，开汉口，达京城，一时间“钻地洞庭遍地徽”，到后来竟至“无徽不城镇”的境地，影响之大，出人意表。
上苍有好生之德，自古山水相连，因为*山山脉连绵全境，徽州水系发达，以新安江名大最著。新安江，源流四出：一出歙县境内的*山，一出绩溪境内的大鄣山，一出休宁县率山，一出婺源县浙源。四水奔流，汇合歙浦，浩荡奔流公里，沿途接入无数支流，直下旧时的严州，即今浙江建德县境，此为上游。中游更名富春江，流入钱塘，是为下游。
山居兴人畜，水路主钱财。*山裁天截地，合围四境，土著山越，乱世遗民，得以汇集；新安江连徽接杭，运木输茶，兴商发贾，伟大商帮，渐成辉煌。旧时风水素有“山主人丁水主财”一说，大意不外乎此。当宋时日月，格外亮堂，照在临安城头的时候，这条出自徽州，蜿蜒绵长，直达富庶的杭州，终于在徽州商人的来回穿梭的商旅生涯中，孕育出了一个伟大的商帮，创造了惊人的财富。就这样，新安江照亮了徽州通往财富的路。
靖康耻，犹未雪。赵家孱弱的子孙径自南渡，驻足临安，稍稍歇了口气，看看金人暂无过江征讨之意，便在临安大兴土木，建起了南宋的都城。一时间木材需求量骤然增加，徽商乘势而起，木商先行崛起，接着茶商大兴，宫廷贵族一日无茶，便无闲适的心情，显摆朱门大户的悠雅气质。
徽商虽然经营百业，但依托乡梓，多产茶木，就中取利，故木商茶商依托徽州本土固有的资源首先发迹，入明南京典业兴起，之明中后期，盐业经营利润丰腴，之清则两淮盐业为其垄断，依托木茶典盐四大支柱产业，徽商走的也是先实体经济后虚拟经济，由民商至官商的道路。
说到官，徽人并不陌生，他们的先人多为士族，后来南渡虽为平民，但血管中流淌着的依然是官宦豪门的血。
再者说来，在专制主义集权时代，商人任何牟利的门径，无不掌控在官府手中，既从商贾，便少不得出入公门，与形形色色的老爷们杯酒周旋，诗词唱和，艺妓歌舞，*白两物，结交道具一样不少。
特别是盐商支撑起的徽商时代，与官僚群体勾连甚深。
如果说徽商的木茶时代，依托于新安江水道，靠着南宋的杭州而发迹，典业时代，依托于漫漫的山道，靠着大明的两都金陵北京而兴起，那么徽商的盐业时代，却依托堂皇的官道，靠着大清的扬州而昌盛。
虽然，南宋以降，之明清两代，徽商称雄江左，势力遍及全国，以致有”无徽不城镇”一说，木茶盐典四大行业，遍及全国，并不局限于一地，除此之外，百业皆有徽人经营，但四大行业始终为徽商支柱，发迹的次序与源头，大抵如此。
徽商全盛时期，确切地说是从盐商算起，是靠盐商撑起的。而撑着盐商的却是两淮盐运司衙门所在地的扬州，在哪里，徽商用银子将自己的顶戴染红了，也将徽州人的简朴淹没在大运河里的脂粉温柔之中。
4.扬州殖民
驻足扬州，你会惊羡。惊羡于瘦西湖的妩媚，个园的讲究，御码头的身价，不免遥想当年，乾隆爷数下江南万人观睹一城空巷的排场与铺张。
驻足扬州，你会叹息。叹息大运河旧日的繁忙，叹息盐商当年的阔绰与悠闲。
而今呢？眼前，瘦西湖尚在，只剩下一个瘦字可观；个园幸存，唯不见当年主人；乾隆爷权与身俱没，御码头前游人如织，又哪里看得见什么排场？豪奢只是游人嘈杂无序的笑声。
驻足桥上，倚栏静听，大运河水声依旧，却星转斗移，江山易主，耗资数亿的现代会所运河之心，俨然可见的只是今人怀旧的心态与古典的夸示。
至于盐商，恰好似一捧入水的盐，遁迹无形，于历史的深处沉寂了，留在眼前的不过是一个传奇，一段导游嘴中只见商业范式而毫无情感寄放的标准解说词而已。
此情此景，不经意间让人联想到这首出自唐代名相姚崇曾侄孙姚合的扬州春词：
满郭是春光，街衢土亦香。
竹风轻履舄，花露腻衣裳。
谷鸟鸣还艳，山夫到更狂。
可怜游赏地，炀帝国倾亡。
与身死冶游、残存帝陵的杨广一样唐人杜牧笔下的二十四桥与明月，今天还在吗？古时扬州的繁华呵，都成了往日的风流。在这往日的风流中，有着徽州盐商浓墨重彩的一笔。
还是让我这个安徽籍的人士领你于历史的深处去乘兴浏览一番那时的扬州明月，顺便扯上一段关于徽商关于盐的闲话吧。
扬州，开埠较早，其兴起于运河，命系于河运。一条京杭大运河，历经千年挖深凿长，终成南北的交通大动脉，勾连着东南的丰饶物产与北方的权贵需求，自隋之后，“半天下之财赋，悉由此路而进”。运河一通，沿岸城市带的逐渐形成并很快得以发展。于是乎，扬州应运而生，自吴王夫差借河运兵始，运王兵，运官粮、运海盐，河运之事日繁，演进之明清，则河工、漕运与盐*，是为三*，几成海内要务。以漕运为例，明代天启之后，仅漕船之数就常年稳定在艘。
可见，扬州历史上的兴起是由其在这条运河位置决定的。
但扬州的繁华，却与盐结下不解之缘。
一组数据可以看出，盐曾经是扬州鼎盛的催化剂。
以乾隆三十七年为例，扬州盐引销售量引。一引等于斤-斤，一引盐在海滨是0.64两白银，运到扬州来以后，加上运费、盐税，达到1.82两左右，从扬州运到东南六省(江苏、安徽、江西、湖北、糊南、浙江)，零售价10两左右，价钱翻了十倍不止。扬州盐商每年赚银万两以上，上交盐税万两以上，占全国盐课60%左右。这一年，中国的经济总量是全世界的32%，扬州盐商提供的盐税占了全世界8%的经济总量。
“这是就经济规模而言。就人口规模而言，扬州人口50万，居世界第六。就文化地位而言，扬州排名世界第一，第二是北京，第三是罗马，第四是巴黎。”
这短话出自扬州大学商学院教授*叔成先生之口。
谁曾料想，一座繁花似锦，闻名世界的历史文化名城，却与家居日用所需的屑小——盐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与盐有关，就必与徽商搭上关系，因为清代中叶，海内盐商以徽州为最，所以近人陈去病的《五石斋》中有这么一句话：“扬州之盛，实徽商开之，扬盖徽商殖民地也。“
徽州本是外来人口移居大邑，而徽商四出行贾之后，则又成人口输出大邑。毫不谦虚地说，扬州今天的气质，实由运河奠定，而由徽商造就。
徽商何时移身扬州？那要从明清两代的盐*变迁说起。
两淮地区自古出产海盐，史载吴王刘濞，此地就“煮海水为盐”至今，江苏尚有一地名为盐城，即是明证。（笔者注：宋熙宁后分淮南路为东、西二路，简称淮东、淮西，后合称其地为“两淮”），扬州位居其间，与盐结缘，自是历史的必然。盐为国*，始自久远，管仲相齐，确立“官山海”为*改大纲，自此实行盐业专卖制度，至西汉桓宽则为此著书《盐铁论》，专门论盐。此后汉昭帝时期，桑弘羊持议坚定，专卖制度得以巩固，至唐刘晏，再变盐制，确立“民制、官收、官卖、商运、商销”五大纲领，历宋元明清数朝，然终不出刘氏盐纲。但时变*异，盐制的具体实行细节亦有所变通。
明朝初立，元*残余尚居大漠边塞，西北不宁，洪武帝设九边以御之。由于九边遥远，后勤补给困难，朱元璋便以官盐专卖权——盐引，即垄断运销盐的凭证，售于晋商，以此换取晋商就近运粮至大同、居庸几大边关。如此一来，晋商起先垄断河东产地的盐，继而直扑两淮，来到淮扬盐的集散地—扬州。后来，帝国强盛，边患减轻，明*府一算帐发现，晋商输粮换引，虽说每年为帝国节约万石粮食补给的好处，但却牺牲掉大量的盐税，遂改前法折中制为折色银，规定不限晋商，但凡预纳盐税，交足一定银两，天下商人皆可领取盐引进行贸易。这样一改，晋商垄断被打破，徽商凭地利之变、财力之雄，挟巨资大举进驻扬州，积累了巨额财富，为日后超越其他地域商帮而居十大商帮之首的领袖地位奠定了物质基础。对此，明人谢肇淛在其所著《五杂俎》一书写道：“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山右则推山右。”新安即徽州也，借指徽商，山右即太行山西，借指晋商而言。由此可见，此时徽商与晋商在财富排行榜上，已经平分秋色、难分伯仲了。一时间不免“秦腔歙语满扬州”。
清代中叶之前盐*皆袭明制，仍然是官督商销，*府每年核准产销定额，称之为盐纲，进行总量控制，商人预缴税银，取得盐引，到指定产地购买定额的盐，然后去指定市场区销售，赚取差价。这就是清朝所谓的盐纲引岸制度。实质上与明代折色制区别不大，都是预缴盐税，只不过商人自由度更大，垄断性质愈加明显。唯一不同与明的是将专司盐*的两淮盐运司衙门设在水陆交通便利的扬州，从此扬州真的是繁华唯恃一把盐了。
虽然，扬州盐商有晋有徽，但在扬州城市发展的历史贡献排行榜中，徽商独占鳌头，晋商影响式微。
因为徽商不光腰包有银子，而且胸罗锦绣，昂藏诗书，有着晋商从没有过的风雅好仕。正式这种特质造就了扬州的气质，奠定了扬州文化名城的历史地位。
徽商的风雅，表现在对扬州市容市貌的建设，市井风俗的形成，以及格调气韵的塑造上。抬眼要观美景，居室多置园林，饮食务求精美，交游必有文士，娱乐则储戏班。载竹成林，磊石为院，画舫楼船，名伶歌姬，真的是似水流年，如花美眷，杭州的西湖，苏州的园林，一样都不能没有。一时间靠着徽州盐商的财富与品位，扬州居然文多景多闲多，游的玩的吃的，可谓花样繁多，不失风雅。引得京师艳羡，惊动天子，康熙乾隆祖孙二人数度驾临，银子花的似运河流水一般。
清时的扬州，字画有扬州八怪，园林见*氏个园，景则西湖虽瘦，风韵不减杭州多少。国粹京剧，亦由四大徽班在此至京开始演变而成的。
八怪是文人，得有闲钱滋养，不然字画虽美，换不来银两，毕竟生计无着，饿着肚皮，如何有那份玩弄字画的闲适心境？但文人清高，光有银两，字画卖出去也还是有伤大雅，不觉快意，所以买字画的主，还得有学识品位，与之相匹，不然文人纵然不至于饿死，还可能郁闷早逝。恰巧的是，徽州盐商，都是些有银两有风雅的人。所以扬州八大文士，性情虽怪，却大都将自己的书房画室，建在徽州祁门籍大盐商马日琯马日璐兄弟的小玲珑山房附近。时下遥想，当年景象，汪士慎的青山旧馆，高翔的五月草堂，金农寄寓三祝庵，高凤翰寄寓董仲舒祠堂，罗聘寄寓弥陀巷，都散落在马氏兄弟的周围，现代寂寥文士们的心，怕是要生出怎样的况味感慨来吧。
个园的主人，*至筠先生，同样是徽州一盐商。其人身在商贾，心系竹石，故建园载竹以铭气节，磊石成山以寄情怀。数百载之后，身临此园，看清竹翠碧，凉风习习，假山旨趣，孤雅脱俗，不禁生出斯人何在，无缘对谈之感。
除却风雅之外，徽商的奢华，亦由此始。
徽商家声虽贵，但毕竟久远，遗失在中原南渡的途中，至徽州为谋口食，行贾四方时，起家之本实在微贱。故徽人多勤好俭，不事铺张。一个鸭蛋，携去余杭，三日而至，才咬蛋*。徽人性俭，尚有更多的徽谚可为例证。六邑之一的黟县，习惯称吃早饭为“吃天光”，吃中饭叫“吃点心”，吃晚饭叫“吃落昏”，一日三餐在该邑之人的日常概念是：“天光添一点，点心点一下，落昏混混过”。有人根据徽州地处万山之中的特点与儒雅节俭的民性，对“徽州”二字进行拆字游戏，说“徽”字是“家在高山下，出门两个人，身穿旧丝卦，张口即斯文”，说“州”是“徽人下饭菜，但见两样式，一粒是盐豆子，一根萝卜丝。”徽州民俗素简，乃至如此，一部明朝的《笑林广记》，不知有多少文人嘲笑徽人之吝！
可移居扬州，竟如此铺张！住则名园，吃则美食，至于娶妾玩妓，斗酒炫富，也是比比皆是。偌大的扬州城，竟成销金库。
有人说，这是徽商贿赂官府的手段策略。又有人说，这是商人久居四民之末后的卑心张扬。是耶非耶，莫衷一是。
也许行贾艰难，习俗久吝，暴富之后，徽人的情志也需作一种无法抑制的反弹吧。
徽人成于徽州，盛于扬州，然而，鼎盛之后，便是衰败。
徽商最终的衰败，虽系晚清国运所致，但物极必返，确是自扬州盐商开始的。
极盛时期，扬州徽商引以自傲的是“两淮八总商，邑人恒占其四”。所谓总商，是清朝两淮盐*的惯例，当时从事盐业贩卖的商人很多，多为散商。两淮盐运司衙门为了便于管理，从众多散商中择其实力雄厚、精于盐*、规模及其业内影响较大、与衙门关系较为密切者，由衙门亲点委派为“总商”，共计三十人，“总商”之中又点出几人为“首总”，“首总”先为三五人不定，后明确为八位。可见扬州徽商所自傲的徽州籍四“总商”实为四大“首总”。
位居“首总”，重要的条件，自当不是资金实力，而是与衙门官府的关系。运营*商关系，资金实力自不在话下，更为重要的是*治利害的判断，人性好恶的把握，权力运作的了解，而这些都需要一定的抽象理解能力，非受过良好文化教育者不能为之。要知道，旧时的官僚本身多为进士出身，文化程度大都不差。即便是宫中太监、皇族成员身边的奴才，外放为官，那也是耳濡目染，见过大世面的。
这些恰为徽商所长，因为徽商的老家徽州最不缺乏的就是文化。
是以，那时扬州的徽州盐商，勾连官府，小至两淮盐运司衙门，中及宫里太监，上则声闻于天子，连乾隆爷有时也赏他们脸面，一时红顶商人的称谓，名动当时，影响后世。今人以为红顶商人好像特指胡雪岩一人，其实大缪。论及当日徽商的风流，胡雪岩绝非徽商鼎盛时期的一流人物，其人出现，徽商已经日落西山，算来，胡雪岩不过徽商没落前最后一缕霞光而已。
真正厉害的红顶徽商，大都挤在扬州，其中不乏名入史册者，影响不可谓不巨。如滋养扬州八怪的马氏兄弟，建筑个园的*至筠，作为亲领四大徽班进京庆祝乾隆八十大寿而催生京剧的江春，死后纪晓岚为之作传、袁枚撰写墓志铭的鲍志道。类似这样的人物，在那时的徽商绝非一两人，而是一个群体。
徽商长袖善舞，为官府所倚重，自然少不得靡费银两。仅江春一人，在“总商”位置50年间，在*需、赈灾、河工等上面的捐献就达万两，史载徽州盐商为皇上办事，那是“百万之费，指顾立办。”
这还是花在明处的银子，花在暗处的贿赂，数量之巨，凡是略知中国世情的，则何难想见！大盐商江春就曾为两淮盐运使卢见曾酷爱古玩，一次性为其支付10两银子。
徽州商人的红顶子，原是靠银子买来的。在那个盐有盐引，茶有茶引，木有木引的时代，徽商买红顶子，也可以说是一种无奈。
徽商成就成在红顶子，败也败在红顶子。胡雪岩便是一例，靠着左宗棠撑腰，终于在左死后，招致左氏*敌李鸿章的打压，李鸿章幕后操纵淮系的另一位红顶商人盛宣怀，勾连洋人，在生丝收购案中将胡雪岩击倒在地，一时间风流云散。
扬州的徽州盐商，就在鼎盛时期，与官府关系最为密切，也时常遭受*治权力的无情打压。乾隆爷数至扬州，哪一次徽州盐商不出大把的银子？可乾隆还是瞧不起他们。一日赏玩完扬州新旧二城，旧城破旧，为读书人习惯居住之地；新城繁华，盐商巨子宅邸连云，大都在此。乾隆爷不咸不淡地说道，还是旧街好，旧街读书多。
不经意间流露出来的是官府对商人的态度——不屑其身份，只重其银两。如此则盐商的银子再多也买不来地位与尊重。
徽州盐商的鼎盛注定了昙花一现，不能长久。
今天，徽商已矣，扬州还在。
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气质，既精致风雅，亦滥情于玩，物价人心，居高不下，依然离不开明清两代徽商所营造的闲雅舒适、醉心消费的氛围，观景赏花固然去处甚多，泡澡修脚也是闻名天下。
扬州呵呵扬州，徽商风流聚集地，也是繁华流散地。
今人亲临，回想起徽州盐商长袖善舞转瞬即逝的历史身影，难免暗生哲思：再多的金银，撒入漫漫的历史长河之中，亦不过是一把盐而已。
好在徽商繁华的梦遗失在了扬州，诗书文化的根却扎在了徽州，以致繁华虽逝，风流永在，成就了一份丰厚的中华文化遗产。
5.儒商风雅
徽州一府六县，两类人居多，一类从商人士多，一类儒林学士多。
徽商源于东晋，兴于南宋，盛于明清，衰于晚清，横绝海内数百年，冠居明清两代海内十大商帮之首，不光成就大，资本厚，执业商贾的人数多也是一大原因。徽州素有“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的习俗，十分之七的人多入商贾。据统计清代康熙徽州年满16－59岁的男丁人数就有21万，十分之七就有近15万人从事商贾，数量实属惊人！从业人群基数大，在商界的成功概率自然也大。史载，徽州在宋元明清历代富商人数就达近千人之多，其中资财百万以上的“巨富”就有多人，特别是明清两代，更是到了“无徽不城镇”的地步，后世很多名城如芜湖，南京，汉口，苏州，扬州等城市的兴起均与徽商关系极大，不少地方经济命脉已为徽商所制。如客籍扬州的80位有名的商人中，徽商独占60名，浙江35为著名盐商中，徽商独占28名。若以资产而论，徽商可谓富可敌国。清乾隆年间，仅客籍扬州的徽州盐商的总资本就高达四五千万两银子，相当于当时一年的财*收入，大清王朝鼎盛时期一年国库存银也不过万两。
徽州商人之所以有此成就，固然与从业人数多不无关系，但更为重要的是他们重视教育，文化程度明显高于其他区域的商人。
徽州商人之多固不足奇，奇在儒林之士也多。让人惊羡的不光有积财百万的新安家族，更多的是徽州科第人才众多，进士辈出，状元人数雄冠明清两代。
根据徽州各县志记载统计，明代徽州有举人1多人，清代有人。明代徽州一府六县进士人，居全国第13位；清代徽州进士人，居全国第4位。明代徽州状元为3人。而清代科名状元中，徽州本籍状元4人，寄籍状元15名，共19人，占全国的17％，居全国第一位.此外，歙县明清两代共取进士人，居安徽省诸县首位。以下为简略统计表：
徽州历代状元简表
徽州人才总量数巨，其中名人尤多，南宋理学大宗朱熹，明朝早期为朱元璋献上争夺江山三策——高筑墙，缓称王，广积粮——的朱升、中期抗倭名将胡宗宪，清代历任乾隆嘉庆道光三朝宰相的曹振庸、朴学大师戴震，近代国画大师*宾虹、一代文宗胡适之、经学大师吴承仕、大教育家陶行知等皆为徽州人士。，一部民国年间版本的《中国名人大辞典》收集清以前历代名人4万多，其中徽州一府六邑就达名。
巨商大贾，名臣宰相，雅士文人，一时咸集于徽州。原因究竟何在？
归根到底，是徽州民风趋雅，历来重视文化，大兴教育的结果。
明清两代，徽商冠绝一时，财力雄厚，而同时期，徽州人文郁郁，英才济济，一周六邑，书院林立，儒林与商贾，两项事业同步巅峰。《安徽书院志》称：
“安徽之书院…..以地域分配言，则首推徽州六邑最为发达。”
休宁县志说，明代徽州56万人口，而徽州书院就达54座，平均每万人拥有一座书院！清康熙年间统计，徽州六邑有社学所，至于富商巨贾之家与缙绅名门之族兴的办私塾、宗学更是多不可计。因此徽州素有“十户之村，不废诵读”之誉。受教者众，由才入仕者亦多，近明清两代，徽州以六邑之辖，出产进士人才，竟占全国进士总数1.2%！歙县一邑，就有很多与之相关的说法，“连科三殿撰，十里四翰林”、“同胞翰林”、“兄弟九进士”，诸如此类，举不胜举。
今天的徽州，游客们到访，依稀可见当年状元及第的人家还遗留文物，及第牌坊，数量之多的供前来报喜之人拴马用的状元石。
一方面“以贾代耕、寄命于商”，一方面“十户之村，不废诵读”。奇哉异也！贾为厚利，儒为名高，自来禀赋迥异，居然被徽州完美融合于一体，形成“以利养学，以学扬名，以名入仕，以仕济商”的一种循环共生关系，贯通商儒，往来不穷，最终化为好贾喜儒的独特风俗，真是一地之异数，说来令人感慨！然而穷究起来，亦不意外。
从文化的角度而言，一方风俗，必由一种类型的文化长期陶养而成。
文化是什么？文化就是一地人民生活方式、行为方式、思维方式与情感表达方式的总和及其四大方式所承载着的一种共通的价值理性。它形成于地理，根植于民性，融化于民俗，一旦形成便具有强大的定义人朔造人变化人的强大能量。
就地理观之，徽州被*山山脉幽抱在怀，山隔壤阻，四边闭塞，自成一境，形成“七山一水半分田”的自然格局，故不利农耕，土地出产，难养其民，加之穷困，无力求学，故而出外谋生，以贾谋饭，实属无奈。
就民性言之，山越土著民风醇厚，晋唐两宋，中原士族不断迁居，士族遗风尚在，不免重视儒学，两相融合，以雅化俗，最终孕育出以朱熹为宗的新安理学，务实经世，既不废儒学，重视耕读，又涤除陈见，贾儒并列，从价值观上导引民风，形成家贫无力儒学、不妨从贾入手的观念，于是民心大悦，从思想上丢掉了商贾低人一等的包袱，以致从贾之人日众。
就价值理性而言，一方面地狭田薄，民生逼迫，一方面厚利所在，为利驱使，不能不从商贾；故而从商入贾者众多；但帝制时代，商人究属士农工商之末，儒业士林，入仕之途，徽人不是不愿，实在出于家贫无力，当初不能为之，但士族遗风与现实地位使然，也不能淹没此志，故而一成良贾，赚来厚利，必然大兴书院，以令子弟转身儒业。另一方面，帝制时代，一切资源皆由官府主导控制，商人本身并不能独立贸易，自求厚利，必须通过权力寻租，与官僚阶层分利，才可立命商贾。饶是如此，身为商贾，依旧难免受到官僚阶层的欺辱。是以，虽有儒贾并重的新安理学引导在前，但社会现实驱使，徽人又不能忘怀于儒业，所以巨富之后，多以投资书院，大兴教育为乐，教育子弟，亦是以儒为先。清代客寄扬州的徽州盐商鲍志道，家有两子，长子鲍漱芳子承父业从商，做两淮盐务总商，次子鲍勋茂，自幼读书，乾隆五十五年入*机处学习行走，官至通*使，位居九卿之列。一门两子，儒贾分工，即是徽商鲍氏面对社会现实，自然而然做出的一种理性选择。
徽州好儒喜贾，与同时期其他商帮如晋商大异其趣的，正是由于两地不同特质文化孕育的结果使然。试以晋商为例，则可反证徽州风韵。
徽谚多是“养儿不读书，等于养头猪”，而晋谚呢，则多是“生子有才可经商，不羡七品宝堂皇。”与徽州进士辈出，状元云涌相比，山西一省自明至清，科第人才不但寥寥，而且有清一代，居然无一人中状元。即便进士，也是逐年递减：顺治朝，山西一省平均每科进士尚有33人，康熙朝则递减为16人，乾隆时期则不足12人，咸丰同治之后，更是减为不足10人了。
非山西无及第之人才也，实乃明清两代三晋文化日益重商求利、轻视科名所致。当时晋商“走西口，积金钱，夸耀闾里，外则车骑，人则广厦，交接缙绅”，以致民多艳羡？故呼朋引类，举族而商，一时蔚然，致使山西一省渐成重商厚利之念，终成一种“以商致财，用财守本”的特质文化。
史载，雍正二年（年）某日，雍正帝灯下观览山西巡抚刘于义奏折，见其论及山西一省风俗“山右积习，重利之念，甚于重名。子弟俊秀者，多入贸易一途……至最下者方令读书”不由怒起，御笔一挥，大加责备：
“山右大约商贾居首，其次者犹肯力农，再次者谋入营伍，最下者方令读书。”
后面接着一长串申斥的文字。这位雍正爷还不解气，事后多次批评山西说“山西一等人经商，二等人务农，三等人当兵，四等人读书”，颇有责备挞伐之意。
可惜，文化一旦形成，整合人心、导引风俗的力量极强，纵然皇帝老子，也莫奈何。对于晋地风俗，清末举人刘大鹏曾说：“当此之时，凡有子弟者，不令读书，往往学商贾，谓读书而多穷困，不若商贾之能致富也。是以应考之童不敷额数之县，晋省居多。”
足见，文化的力量，虽然观之不见，但却摄人*魄，统合人心，流风所及，影响之大，任谁不敢轻视。
结束语
踏入徽州境内，人们通常都会不自觉地想起*山。而登临*山之巅，人们所能看见的，往往只有*山自身那无与伦比的山色奇观，而将那个粉墙黛瓦、美若画卷的自然徽州和富贾云集、书院林立的历史徽州以及文物流芳、斑斓蕴华的文化徽州，忘在了*山脚下方圆近千平方公里内，忘在晋唐两宋元明清的历史长河之中。其实这才是*山孕育出来的最独到的美！
*山襟抱是徽州。
年夏初稿于国学研究院
年春修改于国学研究院
长按图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