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大昌程卓伯侄二人南宋时都曾出守泉州；程大昌的《禹贡·山川地理图》有泉郡刻本，程卓推动郡志的编纂，为地方文献留下宝贵资料
《禹贡·山川地理图》内有程大昌的自序。
南宋淳熙八年（年)，《禹贡·山川地理图》在泉州州学仪顾堂刊刻而成，这部曾获孝宗帝大加赞赏的名著的撰、绘者为大名鼎鼎的儒臣程大昌。《禹贡·山川地理图》在泉州的刊刻发行，也使它成为世界上最早有确定刊印年代的第一部印刷地图册，在地学史上占据重要地位。而程大昌及其侄子程卓在出知泉州时，同样留有值得称道的宦迹……
《演繁露》（又名《程氏演蕃露》）最早亦是刊刻于泉州，此为其内页复印件
讲学授徒儒风浩荡
休宁县是中国古县，为汉建县之一，现今隶属安徽省黄山市。该县古时曾以举业闻名于世，由宋嘉定十年（年）至清光绪六年（年），休宁共出了文武状元19名，彪炳志乘。休宁程氏乃该地望族，其流衍可上溯至东晋新安太守程元谭。南宋时期，程氏家族更踊跃地投身于科举仕宦的时代潮流，累世科第，显宦辈出，其中有两位杰出代表便是程大昌、程卓。
据文献载，程大昌的祖父程士彦“尚志气，富而仁”，十分重视家族子弟的教育，他“延礼名儒，训迪弟子，士有来就学，皆馆粲无倦，由其家塾而成名者甚众”。大昌的父亲程畎“通文史，能继父志”，继续兴办家塾，使得程氏儒学家风更加根深蒂固。程畎有六子，大昌为长子，其余五子为淑昌、全昌、世昌、道昌和文昌。
程大昌生于宋宣和五年（年），天资聪颖，十岁即能写文章。《新安文献志》卷首《先贤事略上》载曰：“程文简公大昌，字泰之，休宁会里人。绍兴二十一年(年)进士。”在中进士后，大昌出为浙东提点刑狱、江西转运副使。南宋淳熙二年（年），召为秘书少监。三年后，权刑部侍郎。而后累迁权吏部尚书。
程大昌以品德学问蜚声士林，“为时儒宗”。早年他曾借返乡探亲之际在休宁修建西山书院，作为讲学授徒的场所，当地不少学士皆拜入其门下，其中就包括自己弟弟世昌的儿子程卓。程卓少时在伯父大昌的悉心调教下，“潜心经术”，尽得精要，于淳熙十一年（年）试礼部第一，道光《晋江县志》载称：“程卓，字从元，休宁人。淳熙中廷对首乙科（即试礼部第一）。”《宋诗纪事》载其：“历官同知枢密院事，封新安郡侯，赠特进资政殿大学士，谥正惠，有集。”程卓学术精湛，名闻一时，当他初登第而归时，四方学子即不远千里而来，执经席下，“师友渊源，特盛于江左”。可见，程大昌、程卓二人对于休宁地区文风盛行，是功不可没的。
元妙观为泉州古道观之一，宋时元妙观前有程卓为尚书杨炳所立的耆德坊。图为今元妙观内一隅。
考察地理重绘图册
程大昌可以说是一位“通才”，既擅经学，又识地理考古，精通易学，对军防边备也颇有见地。《宋史·程大昌》载：“大昌笃学，于古今事靡不考究。有《禹贡论》《易原》《雍录》《易老通言》《考古编》《演繁露》《北边备对》行于世。”大昌与泉州结缘还得从一套著述说起，那就是《禹贡·山川地理图》。
《禹贡》是中国古代名著，属于《尚书》中的一篇，其地理记载囊括了各地山川、地形、土壤、物产等情况。《禹贡》虽然托名为大禹所作，其实却是战国后的作品，撰著者不详。《禹贡》借大禹治水、巡行天下的故事，用他走过的地方来讲解地理，该书以地理为径，分当时天下为九州，这九个州分别是：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和雍州。这是撰著者理想中的政治区划。此外兼载山脉、河流、土壤、田地、物产、道路，以及各地的部落，无不详加论列。
但是，到了南宋，程大昌在研究地理学并实地到各州考察的基础上，对《禹贡》提出了质疑，认为其描述的山川地理位置有所偏差。为此，他着手编撰《禹贡·山川地理图》，取前人旧说绘图，从而辨证其误，复绘新图。如考辨三江，绘有“孔安国三江图”“班固三江图”“韦昭三江图”，后有“今定三江图”。对于水道改易，除在叙说中具述，还在图中加以标注。程大昌编撰的《禹贡·山川地理图》于淳熙四年（年）完成，原书五卷（含禹贡论二卷、山川地理图二卷、后论一卷），书成之后上表进呈。孝宗帝赵眘见了此书喜出望外，大加赞赏，“称其精博，诏付秘书庋藏，以垂后世”。地理图的原稿被藏入皇宫馆阁，导致民间无传本，“天下学者欲见而不可得”，大众没有机会见识这一典籍的真面目。幸运的是，淳熙七年（年），程大昌以敷文阁学士身份出守泉州，为该书面世带来了转机。
万安桥（亦称洛阳桥）自古以来天下闻名，程大昌有诗词吟咏该桥。
珍贵典籍泉郡刊刻
程大昌淳熙七年出任泉州知州时，正好莆田人彭椿年在担任提举福建路市舶司一职，也居于泉州。程、彭二人有“同舍之旧”，老友相会泉州，自然格外高兴。彭椿年早就听闻程大昌有《禹贡·山川地理图》，立即向他打听该典籍的下落。程大昌如实相告，末了还透露自己留有副本。彭椿年兴奋地一拍大腿：“咱们把它刊刻发行吧！”程大昌点头如捣蒜：“行啊，行啊！”
在禀告皇帝获得首肯后，宋淳熙八年（年），彭椿年指示泉州州学教授陈应行对《禹贡·山川地理图》的全部五卷进行雕版刊刻。陈应行办事也毫不含糊，马上邀来泉郡名工，精心刻印此书。由于镌刻精绝，书一出版，声名鹊起，被称为“纸墨精莹，如初榻黄庭，光彩照人，洵为宋刻本中之杰作”。据文献载，此书宋刻本每半页12行，一行22字，白口，左右双边，框高19.1厘米，广12.1厘米。版心下有龚遂、陈禾、叶志、张寸等刻工姓名。原图共31幅，以青色为水，黄色为河，古今州道郡县疆界皆画以红色，“旧说之末安今皆识之”者以雌黄线标出。泉州州学刊刻之时，尽管尚无套色工艺，但此书已是世界上最早有确定刊印年代的第一部印刷地图册。《文献通考·经籍考》云：“（《禹贡·山川地理图》）图三十一，淳熙四年诏付秘阁。舶使彭椿年刊于泉州学宫仪顾堂，三十一图完具，诚可宝也。”《四库全书总目》亦赞此书：“援据厘订，实为博洽，今注《禹贡》者，终不能废其书也。”
后世学者评论称，尽管《禹贡·山川地理图》的地图非实测得来，图中有许多方位、分率都不太准确，但已世所罕得。据悉，现今仅中国国家图书馆珍藏有宋泉州初刻原印本，是价值连城的绝代“孤本”。该书是研究地理学史的重要文献，也是研究福建印刷史、科技史的珍贵实物资料。
宋淳熙八年（年），泉州州学还刊刻了程大昌的《演繁露》（又名《程氏演蕃露》）16卷、《续演繁露》6卷。
泉州的“母亲山”清源山上摩崖石刻众多，程卓曾请推官李方子纂《清源文集》。
守土爱民入祀官祠
程大昌在泉州的任期仅有两年，淳熙九年（年）即离开泉州迁知建宁府，后徙知明州。尽管在泉的任期不长，但程大昌却颇有政声。
道光《晋江县志》载曰：“淳熙七年，方行中外迭更之制，（程大昌）力请出外，遂知泉州，有惠政。江州贼沈师作乱，戍将萧统领战死，闽部大震。大昌趣统制裴师武讨之，贼遂遁去。”南宋时，闽粤赣地区“山贼海寇”猖獗，这些盗寇中有不少人早年从事食盐走私，聚而盗贩，“捕之急则起而为盗贼”。程大昌在泉州刚上任时，恰遇“汀州贼”沈师之乱。沈师率贼军初游荡于闽粤赣边的山谷之中，后来潮州知州朱江组织剿伐，杀死及生擒其部下近百人。但这一次剿伐非但没有扑灭贼军，反而激怒了沈师，他旋即“攻潮围汀”，闽广震动。沈师围汀州（今福建长汀）时，“官军合闽广之人不能捕”，戍将萧统领还在此役战死，泉州也面临被贼军攻打的危险。福建路转运使见情况不妙，忙发文请泉州统制裴师武出兵讨伐沈师。不料裴师武却以未接到帅符为由，拒不发兵。
《宋史·程大昌传》载：“汀州贼沈师作乱，戍将萧统领与战死，闽部大震。漕檄统制裴师武讨之。师武以未得帅符不行，大昌手书趣之曰：‘事急矣，有如帅责君，可持吾书自解。’当是时，贼谋攻城，而先使谍者裹甲纵火为内应。会师武军至，复得谍者，贼遂散去。”城池危在旦夕，将领却还在纠结没有得到令符。不难看出，大昌当时也是被裴师武的迂腐给气乐了，没办法他只得亲笔致信催促并安慰裴师武说:“事情很急，如果将帅责怪你，你可以拿我的信去给自己辩解。”展现了一位地方长官该有的担当。当时，贼兵谋划攻打汀州，先派遣间谍披上官兵铠甲放火作为内应，正赶上师武的军队到来，抓住了间谍，于是贼兵散去。程大昌给师武的这封信，可以说是救了汀州百姓，同时也保全了泉州。
宋时，在泉州府治东边有先贤祠。嘉定己卯(年)真德秀首知泉州时，以蔡襄、王十朋、程大昌、颜思鲁、林枅“有教士爱民之德，修旧起废之功”，准备将他们与其他15位名人一起奉祀于先贤祠。可惜，恰巧赶上真德秀调任，祠堂未能完工。南宋绍定年间，教授郑璜更立新祠于文庙之东，增祀至23人，其中就包括了程大昌。
南宋绍定年间，泉州文庙之东有先贤祠，程大昌亦被奉于祠内。图为今文庙内景。
为政简静修辑郡志
在程大昌离开泉州后的第33年，他的侄子程卓也于嘉定八年（年）出知泉州。此前的嘉定四年（年），程卓曾以刑部员外郎的身份与忠州防御使赵师岩一道出使金国。在途中，程卓将“山川道里及所见古迹”都记载了下来，后来编撰成《使金录》一卷。在整个出使过程中，程卓忠诚履职、不辱使命，回国后获得朝廷赏封，名声大振。
程卓在泉州上任后，干的最重要一件事就是修辑郡志。据明万历《泉州府志》中收录的一篇名宦黄凤翔所撰序文称：“吾郡志不知何昉，所可知者宋嘉定、淳祐。我朝嘉靖、隆庆各有志其书之行于世，随古今为代谢，而一郡千秋故实如火之传薪、车之接轨，亦以永续不磨……”这里提及的嘉定泉州郡志，就是知州程卓所修。清道光《晋江县志·卷34》载：“（程卓）修辑郡志，请推官李方子纂《清源文集》，凡国史、家集与碑碣、楹壁，遍加搜采，勒为成书。”从这段描述不难看出，当时程卓委托李方子纂修的这部泉州郡志，取名为《清源文集》，该志书囊括了国史、家集、碑碣、楹壁等文献资料及实物的信息。惜此志古已佚失。
程卓素来关心民间疾苦。他知泉州事时，发现泉州多地银坑闭废，当地民众生计日蹙，于是主动向朝廷申请豁免供银，缓解了银坑工人的燃眉之急。泉州名儒傅伯成评价程卓称：“期年政成，民以大和，咏谣四起。于是士祠公于学，商贾父老祠公于衢，缁黄之流祠公于梵刹。尚书杨公炳、侍郎李公谌，皆先朝耆德寓是邦，敬服公曰‘古君子’也。”道光《晋江县志》则称程卓“为政简静不扰，士民安之”。泉州城内原有两座牌坊是程卓所立，一为“耆德坊”，是郡守程卓为尚书杨炳立，故址在今元妙观前；二为献规坊，程卓为傅伯成立，原址在“鼎甲坊，南抵通淮门街”处。此二坊早年已废。
程大昌、程卓伯侄在离任泉州之后，皆被奉祀于祠。由于诗集大量佚失，程大昌、程卓的诗词存世较少。但在现有诗词文献中，笔者发现有一篇程大昌的《水调歌头（上巳日领客往洛阳桥）》，正是他带着客人游赏泉州洛阳桥时所作。诗曰：“坐上羽觞釂，水际洧衣褰。适兹胜赏，风轻云薄有情天。不用船舷悲唱，真俯阑干小海，乐事可忘年。莫向歌珠里，却叹鬓霜鲜。送朝潮，迎夕汐，思茫然。知他禊饮，此地过了几千千。既有相催春夏，自解转成今古，谁后更谁前。堪笑兴怀客，不似咏归川。”
回首历史的深处，休宁“二程”留于泉州的斑驳印迹，不也颇有诗中所云“风轻云薄有情天”的味道吗？
□记者吴拏云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