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通州”这四个字，近些年随着房地产热，成为新闻的常用地名，虽然比不上“雄安”的横空出世，但是通州的一举一动，带着北京的大帽子-----北京市行政副中心----比闻名全国的教育强区海淀区，后来居上，更加响亮。
通州区，年2月由北京市“通县”改名而来，没想到，直到二十年后，“通州区”才铁杆硬邦邦的亮相全国舞台。
远在公里之外的近万南通人，却很不爽，今后将面临难以表达的纠结。这就是江苏省南通市的通州区。
两个“通州区”，创造了一个令人尴尬的纪录：中国唯一异地同名的县区级行政机构。在中国个县（地级市的辖区，县级市，县，旗，都属于同一行政范围类别）名称中，别人都不重名------读音与写法完全一样的重名。
1，年前的地名历史，谁根红苗正？两者都不是，而是四川省和重庆市
北京通州，是我国南北大运河的北端。
西汉时期，北京东部今天的通州这一带，汉朝置“路县”，后改为“潞县”。金代，年前后，在“潞县”范围内，设置“通州”，得名于“漕运通济”之意。明代，废掉“潞县”之名，其范围专称“通州”。通州，在这里多岁。
二千多年前，上海市根本没有，与上海隔长江北望的江苏省南通市，也没有，他们都在长江口的水底下。南北朝时，形成一个名叫“胡逗洲”的小沙洲（类似于今天上海崇明岛），公元年之后，即唐朝末期，这个沙洲才于长江北岸的平原连到一起。到了五代时期的年，长江北岸诞生“通州”，根据元朝的行政名称，元代这一带成为一个大的范围，为“通州路”，明代时，归扬州府管理，清朝时，通州地位比较高，属于副省级单位，也很有名，俗称为“南通州”----南边的通州，特地与大运河的北端的通州区别。南边，通州出现时间：年。
“通州”这个“名字”的出现，在南北之间，显然是南边为早。
两者却根本不是“源头”？四川的达州要“没事偷着乐”：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年，西魏废帝二年（年），因长江中游今天的万州，广安，达州一带，有长江和多条支流，水运发达，因此设置为“通州“。隋大业三年（年），通州改为通川郡。唐武德元年（年）复名通州，位置，就是今天重庆直辖市的北偏东范围。这里的通州名字，出现时间：年
2，年后的地名历史，北京通州要正宗。
年，清朝时期的“顺天府”走入历史，成为“中华民国”的京兆地方(中央特别区）。相当于今天北京市廊坊市天津市的范围划出来的一个大区域。通州，改名为“通县“，与宛平、昌平、永清、香河、今天京津之间的三河，等19个县并列为“京兆尹”。
年，京兆尹废除，通县直属于河北省。年底，通县解放，在通县城关一带，设“通州市”。年通州市改为通县镇，为“通县专区”驻地。年11月撤销通县镇，改设通州市，由通县专区代管，仍为通县专区驻地，与通县同属通县专区。简单说，“通县专区“最大，下设“通州市”和“通县“两个并列并不互相重合的范围。
中华民国时期，南方的通州，也得“废州该县”啊，改称“南通县“（南方的通县之意），国民党政府时期，南通这一带成为江苏省行政第七区（后改为第四区），专员公署设于南通城，下辖南通、如皋、海门、启东、崇明5个县。
此后，一直到年，行政区划变化很大，但始终都没出现“通州”的叫法，年，南通市升格为苏北行署直辖市。也就是说，明代清代，在南方“通州”这个名词，消失了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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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年以后的历史，南通错两次，北京错一次
年1月起，南通市为江苏省辖市。“南通”二字的行政区划来看，与北方的现象一样，“南通市”管辖城区、郊区；“南通专区（地区）”管辖海安、如皋、如东、南通、海门、启东、崇明7县（其中崇明于1年11月划归上海），照样形成，南通专区和南通市并存的现象。。。。。年3月，全国行政名称改革，行政公署取消，因此“地区”普遍改为“地级市”，管县的体制延续至今，这期间，从没有出现过“通州“，这些县级行政名称。
在北京，1年，通县专区和通州市划归北京市，二者合并，改名通州区，年2月改名通县。年4月撤销通县设立通州区。通州，作为一个词，在年后，存在了11年。
在南通，年2月，南通地级市范围内的南通县改为通州市。年7月2日，撤销通州市，设立南通市通州区。
这些看似枯燥的时间数字背后，不仅有玄机，也暗含着明知故犯的错误。
首先看时代背景，地名的规律一直在“与时俱进”，一个专名+通用名，比如明朝基本是“府“，顺天府，应天府，大名府。民国基本是“县”，形成上千个“县”，我国解放后，有意淡化城市，鼓励发展地方，形成了全国近个县。年之前，“市”大致有三类类，一是直辖市，北京上海天津。二是地区行署所在地，如延安地区行署所在地延安市，郑州地区所在地郑州市，青岛行署所在地青岛市，三是解放后形成的6大区所在地的城市，如西南（人民政府）地区的重庆市，华南地区的广州市，中南地区的武汉市，东北地区的沈阳市，西北地区的西安市等等。也就是说，地区行署管县，（少数民族地区本文例外）是我国八成范围形成“县级区“的基础，也就是说，年后，大量的地级市（当时统计多个“大市”）下边的县，纷纷成为县级市，即归地级市管辖的市（小市）。
其次看世界和我国的行政区划，有个规律就是法制化和正规化。严格意义上将，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概念，咱们得从年中华民国开始，严格意义上的行政区划讲法制，讲游戏规则。地名和行政区划，讲法制，应该从年《地名管理条例》颁布开始，毕竟从年改革开放后，经过近十年，国家各方面步入正轨。如果说再早，也可以说从年开始，邮政、电话、电报等纳入共和国现代化管理开始。比如，解放后一直通行的电报中和邮政中，地名不得出现重名，遇到拼音相同必须专门区分等等，目的就是避免名称相同带来的管理不便。即使再退一步讲，中华民国和清朝，“通州“的法定称谓，始终是在北京周围存在，与南通没有关系。
第三是遵从历史，无非就是遵从现实，尊重人们使用的习惯，管理的方便等等。
显然，在年，南通市下属各县，改名也好，县升为县级市也好，违法了《地名管理条例》和相关实施细则，从年以来，没有再使用过“通州”一词，七十多年三代人已经过去了，抢占“通州”一词，可以说或是阻挡不了的权利，但是却没有考虑，“通州”一词作为县级（无论叫市还是叫县）名称，在年以来在北方存在了很多年。
显然，到年，北京的通县改名通州，又枉顾“南通市的通州市”已经存在4年的历史，故意与之重名，虽然叫“区”，但是都属于同一级行政区划。
显然，第二错又来了，当年7月南通市县级的通州市“市改区”，是睁眼犯错，将存在十年的北方“通州区”成为自己县级区的名字，再次违犯《地名管理条例》“异地同名”现象。
异地同名不便的现象全国只有三起，吉林省与吉林市，在解放前就存在，沿袭行政习惯，情有可原。
安徽省黄山市（市府所在地屯溪区）和黄山区（离屯溪70公里的黄山北大门）形成的“黄山”地名指的是三个相隔很远的地方，给当地老百姓造成极大混乱，旅游者至今还在花冤枉钱。
在地名方面，有人说，反正北京和南通两个地方相差很远，没有不便，很难说对错问题。我觉得，这牵涉看待这一显现的标准。
看待问题的标准，就是规则，规则是现代社会的尺子，没有尺子，道理就各说各的了、用现行的和当时的规则来看，用当时全国大环境来看，南通县不因该改成“通州市”，它改成“同州市”或“通洲市”（改一个字）均可，也可以发动民间力量改一个既能考虑历史又能遵从现实与习惯的名称。同样，北京的通县改区。更应该站在全国角度，避免出现与“通州市”专用名称，“通济区，通达区，运河区，路通区”，起个名字不难。在这个问题上，没有行政级别的优势，不能说你地处北京首都，当时就如何如何。
综合各个因素，完全从当地青年人和老年人使用的习惯和行成的现实来看，大错首错和三错，在南通。二错与对着干，在北京。这是经得住推敲的。
你说呢？别带情绪，想想再投票，用脑子。
（以下照片均为南通市通州区）